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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制与秦制》为冯天瑜先生遗作,综合了冯先生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传统制度和历史研究的心得。
《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由西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主办,专注于周秦汉唐时期(涵盖先秦到唐宋)的历史研究。自2002年创办,本刊已连续出版11辑,在周秦汉唐历史研究领域有着重要的学术影响。
本文发表于《文艺研究》2023年第1期。文章借鉴“长时段”等理论,将文学史、学术史相结合,对历来聚讼纷纭、长期进展有限的文集体制尤其是“首赋”体制问题,做一切实探讨。文章认为从唐中、晚之交上溯至东汉前期,可见文集体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而聚焦东汉前期班固等人的校书活动,“依《七略》而为书部”原则的启示则值得重视。综观整个文集“首赋”体制的建构历程,刘向校书这一学术史革命性事件的意义极其重要,《七略》...
有周一代,礼乐煌煌、文采纷郁。孔子曾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青铜器经过夏商两代发展,到周代达到鼎盛时期,其上铸刻的品类多样、内容丰富的铭文,是我们了解周代文明的重要文献。青铜器作为藏于宗庙,被冀望永传后世的家族重器,其铭文记载了诸侯分封、官员册命、诉讼纠纷、家族世系、战争婚姻、道德说教等内容,涉及周代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器主对于铭文的制作有着精心考虑,不论是文字书写、遣词造句...
西汉文学叙说     西汉  辞赋  文章  诗歌       2022/1/24
西汉文学的时间断限是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5年。西汉文学的主要业绩表现在辞赋、文章、诗歌三个方面。辞赋作为一代之文学的代表,源于先秦,具有“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时代特色。汉代文章积极关注现实,对后代影响巨大。汉代诗歌,古朴典雅,体被文质,其中乐府诗的影响尤其久远。
论汉代谣谚文化的传播特点     汉代  谣谚  传播  载体  变异       2015/5/13
谣谚虽多被看作民间通俗文化,但其艺术属性并没有严格的阶级之分。汉代谣谚文化较为兴盛,其创作或传播亦没有严格的阶级界限,同阶级并各阶级间都有流传。汉代谣谚文化除主要靠口耳相传外,亦诉诸于文字。文字传播中,除书面传播外,尚有碑刻和题壁。随着汉代谣谚艺术流传渐久,绝大多数谣谚作品都发生了变异:或量变,或质变。
近代学术,经史嬗变。章太炎、廖平二人分别代表的历史化的古文经学与哲学化的今文经学,使民国时期章黄学派与廖平门生形成两种截然分流的儒学观念。20世纪30年代,廖平门生蒙文通、李源澄游学江浙,问学于章太炎、黄侃,两派学人在汉宋、今古、经史等问题上往复论辩,澄清儒家哲学思想及其渊源流变成为其中要旨。章太炎以儒家修己治人之学为中心,重塑国学正统,探求民族文化的变迁;廖平门生则重构今文学义理,以秦汉新儒学整...
颜师古《汉书注》既有大量解释实词的术语,也有众多解释虚词的术语。它们绝大多数都是对 两汉、魏晋南北朝以来训诂术语的沿用,同时也有发展和创新。颜师古《汉书注》之前的任何一家随文释义传 注,义训术语都不如《汉书注》定型、成熟和完备,特别是说解虚词的术语。它揭示了唐代训诂学和义训术语的 基本面貌:义训术语体系已接近完备,虽然少量术语还有变体,但大多数义训术语已经基本定型,且具有概括 性和稳定性等...
先秦两汉时期韵文文体的宗教表达呈现了实用与审美两种风格。从上古歌谣到《诗经》“颂”诗再到汉代郊庙歌辞,其宗教内容是民众现实诉求的反映,具有鲜明的功用性,而楚辞、汉乐府游仙诗中的神仙意象与宗教思想更多体现了作者的个人审美情趣。此时期散文文体中的宗教表达采用了说理与叙事两种方式。《老子》、《庄子》、早期道教典籍《太平经》、《周易参同契》均以说理的方式阐述作者的宗教理念;《史记》、《汉书》则是以叙事的方...
《 周易》 与巫术文化     《 周易》  巫术  象数  科学       2011/5/24
从《 周易》 出发, 来看巫术文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产生的影响, 概述了巫术的三大文化起源: 自然难题的无法克服与解答、 人盲目相信自己能够解决一切自然难题、 人的头脑中存在着“ 万物有灵” 、 鬼神观念; 论述了神秘而独特的象数占筮巫术; 说明了巫术是早期人类的“ 科学” , 有助于人类看清思想文化的发展历程, 把握未来的方向。
汤炳正先生“《楚辞》编辑五阶段论”大胆想象,思路开扩,但是缺少文献佐证。他断言:“凡见于前者即略于后,乃王逸《楚辞章句》的惯例”。而书中多有《九歌》、《九章》有注而《九辩》未注的反证。这就打破了“《楚辞章句》的原始篇次,乃《九辩》在前,是不容置疑的事实”的臆断。王逸《章句》称《离骚经》,然《释文》《离骚》无“经”字,说明其编撰者更改了《章句》的内容,可见《楚辞释文》不是《楚辞章句》的原貌。
《汉武故事》是研究汉武帝作为文学形象的重要文献,但是孤立地研究以汉武帝命名的个别小说,并不能把汉武帝故事作为一个整体来通盘考察,也难以得出有价值的结论。因此,考辨《汉武故事》作者,并全面梳理从汉至六朝记载汉武帝故事的多部小说的有关问题,深入分析其外部状况,挖掘其认识价值和文学价值,应当有现实的研究意义。
汤炳正先生的《〈屈原列传〉理惑》虽有众多好评,仍不免漏洞百出。汤氏删改《屈传》后得出的两个重要结论:“怀王之时屈原只是‘疏’”;“《离骚》之作当在屈原被疏之时。”前者与贾谊、刘安、司马迁、刘向、王逸等人“屈原放逐,著《离骚》”的一致意见不合。后者与《离骚》之内容相悖。可见汤氏删改《屈传》,不是恢复原貌,而是离原貌更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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