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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的最初本义是“车箱”，先秦时便出现了“较”的动词用法。魏晋南北朝时期，“较”的名词用法减弱，动词用法逐渐增多。在唐代，动词“较”语法化为介词“较”，相当于“比”；与此同时，“较”的语法化趋势增强，虚化为副词“较”，有“略微”“比较”“稍微”等含义。介词“较”的产生原因是重新分析和使用频次的增加；副词“较”的产生原因是重新分析和句子中心位移。“较”的介词、副词用法在唐代逐渐定型，并沿用至今。
昆明方言“挨”有动词、与事介词、处置式、被动标记和连词五大类用法，其下分别下辖12个小类用法，包括：动词“挨”的“接触义”“承受义”“磨蹭义”；与事介词“挨”的“受益”“指涉”和“相与”三个关系子系统等等。我们对比“挨”各个用法的语义功能和出现的句法环境与条件，分析“挨”的两条语法化路径以及演变源头动词“挨”在语义虚化过程中的语义滞留现象。同时还发现了“挨”在虚化过程中的语音渐变规律和音变逆转现象...
通泰方言位于汉语方言官话和非官话交界处，方言过渡性特征明显。动词后附成分在该地区有两种，“叨”和“啊”，二者语音形式不同，来源也不同。“啊”来自于“附着”义的“著(着)”，表现出与吴语的渊源；“叨”来自于“到”，来源与周边方言不同，与南通成陆史有关。